心居。
圖片丨誰最中國
作家冯骥才曾闻张大千的书房“大风堂”之名，特意去台北大千故居逛逛，想看这威风天下的堂号到底挂在怎样一间屋顶上。结果“不过一间普通画室，并无异象，远不如他的后花园面山临溪，怪石奇木，意趣盎然。”
只是张大千的画肆意非凡，才使得这样一间普普通通的屋子，有了穿堂呼啸的风声。
所以，是先有心，再有屋，最后有了书房。
冯骥才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“心居”。
他想，书房的名字与人名是不同的，人的名字常常伴随一生，而书房的名字却常常随着人的阅历增长而改变。
早年时，他也曾给自己的书房取过名字，但只是故作风雅。后来，他开始做文化抢救的工作，浩繁而艰辛，压力很大，个人身孤力薄，力从何来？惟有自己的心上。
故，他钻进书房，苦苦探寻，每每执笔，都是因为心言难抑，只有不断地写，不断地寻找内心最强悍的力量，才能将眼前的迷雾拨开，才能让道路清晰起来。
书房，是他心居之所。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，才能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心灵安放在这里，精神就有了原点，有了定力。
如季羡林所写：我兀坐在书城中，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，怡然自得。以世界之广，宇宙之大，此时却仿佛只有我和我的书存在。
把心安置在这里，世界再大，不过这间书房。
书房，也并不拘泥于一种模样。
有人的书房，像一间不容他人踏足的密室，里面一纸一笔，都悉心放置，他守护自己书房的秩序，像守护内心的秩序。
有人爱书，单单一间屋子是不够的。作家毛尖与丈夫两个都是“贪书”之人，看到心仪的书，一定要买回来，生怕茫茫书海，一错过就是遗憾。
于是，柜上、桌上、地上、椅上，毛尖的家里到处都是书，连吃饭也要先把书挪开。无处不在的书，摞成了毛尖的家，甚至不必再用“书房”这个称谓了。
或者，书房还可以抛掉空间的限制，有书在，哪里都可以是书房。
曾经看一位戏剧编剧的采访，他说他是“眼前没有书房，但天下都是书房，就像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的感觉”。
他年轻时一直漂泊，居无定所，不敢谈书房。但没有书，没法活，于是不管到哪里都拎着箱子，箱子里满满都是书。
对他来说，一本书带来的安全感，已经比书房更明确了。即使在闹闹嚷嚷的室外，把书拿起来，世界也骤然安静了。当外界发生什么吵嚷的事，手机蹦出的消息不断侵蚀着人的意志，他也会逃也似的钻进书里，在书里，他坐拥一个没有藩篱的宁静世界。
《繁花》的作者金宇澄在采访时也说过，“我不会受限于环境，书房概念明显可以改变了，在家也不是必须在一个地方看书写作。古人也讲‘三上’，马上，厕上，枕上。家里和办公室，哪里有书可以看，哪里就是‘书房’。”
对于真正爱书之人来说，提供滋养、提供安全感的地方，并不在于“房”，而在于“书”。有书，就有了锚点。就可以将我们暂时地拽离开生活中的腌臜事宜，只锚定在这里，在一本书里，亦是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有时候，呆在书房里，也不是全然为了看书。
一直活跃在天文学、科学史等学术研究领域的江晓原教授，他的书房可谓“大名鼎鼎”，光央视就举着摄像机来拍过不止十次。人们谈论他给自己书房里安置的机械装置，好奇地上铺着的铁轨，惊叹于他把档案馆的密集架搬进书房里，让藏书量增加三倍。
但对江教授来说，这里并非只是一个浩瀚的“阅览室”，这里还是一个可以舒服地，放松地发呆的地方。
他想象自己就像一只愉快的老猫，在午后斜阳的书房里，眯着眼，想一些天上的，海里的，过去的，未来的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亲手安置的书房，更像一个可以自由徜徉的宇宙，呆在这里，心是安定的，舒畅的。
常听文人有“侍弄书房”的说法，或许就是如此。虽然哪里都可看书，但仍要有间书房，那是一处用来养心的地方。
作家冯唐写过一篇小文，聊自己想要一间怎样的书房。里面林林总总十几条，只有一条说“要有很多书”，其余尽是闲情雅趣。
要挂些书法，不一定是古人大家，也可以是身边的文字英雄，艾青的，王小波的，大大小小，带着这些人的气韵，散落在房间里。
要有窗，窗外近处有花，远处有树，喜鹊在树杈筑巢，他在屋里写稿，喜鹊一根根地搭建，他一段段地写。
要有桌椅，椅子要硬木明式的，人坐在上面，更容易正襟危坐，带着点浩然之气去读、去写、去思考。
要有个旧中药柜，一对，每个上下左右七排斗，一斗三格，收纳现代杂物。
要有小音箱，要有笔墨纸砚，要有茶有酒，还要有点古董。
这样的生活，或许也不必非要拥有一间多大的屋子，有心的人，哪怕只是方寸之地，也能将其点染得有光有影，有声有色。
或许，与其说渴望拥有一间书房，不如说我们都渴望拥有一处足够纯粹的空间，让心灵有闲暇游乐之所，让生活的意趣有可以生发的土壤，让至情至性的灵魂氤氲在房间里，让赏心悦目的物件环绕在四周。
也许，在书房以外的生活，都多少有些紧张，多少有些干瘪。但书房永远是丰盈的，寂静的，它像一个悬停在喧嚣上空，供心居住的地方。
当我们难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找到一座青山，一汪湖水，一处密林，一扇山涧时，我们回到书房。
编辑 | 谁最中国
图片 | 谁最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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